1，张振汉儿子现如何？
官网并未公布张振汉儿子现状张振汉简介：张振汉(1898-1967)，号炎生，江苏徐州铜山人。保定军校炮科毕业，1924年任奉军连长，1928年任48师142旅283团团长，1930年任该师旅长。1931年4月23日任41师师长，1935年4月9日任中将。1935年8月被俘后，任红军学校战术教员。抗战爆发后到国统区，1945年11月任江苏连云港市长，1948年12月任驻台湾省特派员。1949年参加湖南起义，曾任长沙市人民政府委员、副市长、湖南省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团结委员、政协全国委员。1967年5月26日去世，终年69岁。扩展内容：历史如白驹过隙，只留嘶鸣。在国共鼎革的大嬗变时代，历史人物站在十字路口，面临着艰难而痛苦的抉择。或当沉疴，或作砥柱；或谋私为己，或秉公为民；或与潮流为伍，或和正义为敌。国民党中将张振汉当时就经历了这样的抉择。近日，记者走近了这位曾担任过连云市市长的传奇将军，意欲揭开那段云诡波谲的历史风尘。“这原来有两间锅屋、三间堂屋、四间西屋，全部都是土墙的。”2月9日午后，记者在连云港市档案局和徐州市铜山档案局的协助下，来到了位于徐州市柳新镇中镇口村，寻访到了张振汉的堂弟张延爱，老人指着面前一间占地三四亩的二层小黄楼，喃喃地说，这块地皮原本就是张振汉的老宅，后来经过了翻建，现在是重孙辈在住。这位老人是张振汉的堂弟张延爱——地道老农民出身的他，有着粗黑的肤色，花白的胡茬，面对早已不见的老宅，他唏嘘感慨，“虽然俺们是堂兄弟，但从没见过面，他16岁的时候就出村子闯天下了。只是听祖辈们提起过，他在外面混成了赫赫有名的将军。”就是这位被同族人引以为豪的徐州人，竟在70年前，与连云港结下了一段不解之缘——1945年9月至1947年4月，担任了连云市首任市长。为了寻访到更多有关张振汉的信息，我们找到了张振汉的堂弟张延爱，这位82岁的老人精神矍铄，和老伴住在路旁一口简陋的小平房中。“张振汉的父亲张明智和我的父亲张明经是亲兄弟，他父亲是老大，我父亲是老五。”随后他便带领记者去往了张振汉的“老宅”参观。张延爱回忆道，2013年，张振汉的儿子张天佑回到了村里寻根，“那是我这个侄子第一次回到老家。时年也已经74岁。还是留学美国的大学教授。”顺势要提一下，此前，张天佑为了完成父亲的传记《跟随红军长征的国民党将军》，2007年，也曾来到连云港寻找线索，找到了当时已经91岁高龄的郑有根——张振汉在连担任市长期间的专职司机。虽然看似为家族争了荣光，但张振汉也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生于1893年的张振汉，自幼过着贫寒生活——3岁时，父亲去世，全靠母亲替人家浆洗纳鞋拉扯长大，直到15岁时，为了“不再挨饿”，被远房叔叔推荐到了保定军校。“我父亲神往着当一名像霍去病、岳飞、戚继光一样的民族英雄。”张天佑说，他央求着祖母，“娘，咱们穷人总受人欺负，我当了兵，以后当官，您就有好日子过了！”此后，张振汉便开始了自己的戎马生涯。据本土的文史专家王洪金介绍，张振汉毕业于保定陆军学校炮兵科第三期，他的同期同学有白崇禧、何键、张治中、黄绍竑等。这所由袁世凯创建的军校，共培育出一万多名军事领袖人才，后来成为将军的就有一千多名。其中就有蒋介石、熊秉琦、吴佩孚、孙传芳、叶挺等在近现代中国叱咤风云的人物。忠堡战役中被贺龙部队活捉张振汉毕业后加入了段祺瑞的部队，在陆军次长徐树铮部下供事，后随徐去治理外蒙古，亲睹了外蒙古的独立，继而被驱逐，他和十几个战友靠着杀骆驼、饮尿液，死里逃生回到国内。而最为人所称道的，莫过于深具传奇性的“忠堡大捷”。经过努力，记者辗转联系到了张天佑——作为国家生物科研工程领域的领军人物，这位时年77岁高龄的老人，目前正在广州出差。2013年夏，他曾将父亲50多件珍贵的遗物，捐献给了铜山区档案局。据该局局长单兆民介绍，遗物主要包括了解放后的照片、笔记、书信等，其中包含了一封张振汉写给儿子的18页书信，这些遗物较为详细地展现了张振汉的性情和谋略。“忠堡战役战败后，跟随红军长征，这一阶段成为我父亲思想观念的转型时期。”张天佑在电话里告诉记者。“忠堡大捷”是一次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役。1935年6月12日，时任国民党剿匪第一纵队司令兼41师师长的张振汉，率领第41师，以两个旅作为先头部队，沿途侦察推进。张振汉率部和一个直属旅，即少将黄伯韬任旅长的第123旅保护师部随后跟进。次日晨，设伏的贺龙部红二团、六团放过国民党先头部队，使之完全进入伏击圈内，然后突然开火，将国民党军分割为几段，处于被各个击破的危险境地。占据了有利地形的红军随后以迫击炮攻击，第41师师部已危在旦夕。张振汉自知回天乏力，准备自杀，被参谋长劝阻；但是，不一会儿，一发炮弹飞过来，师部电台被毁，参谋长中弹身亡，张振汉头顶上部和身上中弹片负伤，随即被俘虏。而紧随师部的黄伯韬旅，见势不妙仓皇逃逸。两天之内，红军歼灭了国民党第41师4000余人，创造了红二、红六军团一次重大的胜利——本想要“活捉贺龙”，却被贺龙领导的部队活捉，张振汉悔青了肠子。据张天佑回忆，父亲本以为会被杀，却相反，红军在长征途中，给了他很好的照顾。红军给他以军团级干部的待遇，配了骡子作为坐骑，还有专门的勤务人员照料他的生活。贺龙、任弼时、萧克把他当作朋友一起谈古论今。“萧克将军对我说过，在长征中偶尔有了条件，他还亲自做(米)粉蒸肉请我的父亲吃。”有一次，张振汉从骡子身上不慎跌下，滚入雪山凹谷，当场昏厥，红军战士们立即组成人链，冒死将其救了上来。张天佑说，父亲庆幸自己在长征中结识了这样一批红军领导人和战士们，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正义的光芒和民族的希望，他们可歌可泣的壮举，感染了他、震撼了他，也改变了他的人生。此后，他便在红军大学担任炮兵教员，极大地提升了红军的炮兵作战水平。“拜把兄弟”邀请出山当市长抗战后期，周恩来派张振汉回到蒋管区做策反工作，阴差阳错地竟然做了一年多的市长。1945年，日本投降后，连云港还是一个曾经计划建造而未果的天然港口。时任江苏省主席的王懋功到任后，决定建设连云市，并将此提议提交行政院，认为这一开创性的工作需要合适的人选担当。“鉴于我的父亲身无政务，他们又互相了解，就劝我的父亲领命出山。王懋功怕自己一个人说不动，还拉上时任国民党行政院副秘书长兼江苏省政府秘书长的徐道邻前来帮衬。”张天佑说。徐道邻是张振汉的老上司徐树铮的儿子。张振汉在徐树铮手下任职时就同少年的徐道邻交好。这时在上海，两家人又是交往频繁，“我们不是在徐家一同过圣诞节玩扑克牌，就是去龙华公园赏花拍照游玩。”张天佑在书中回忆道。两家的关系如此亲密，张振汉架不住王、徐两位故人知己的劝说，只得答应去实地看看再说。王、徐二位为慎重起见，给张振汉任命还是从中央行政院宋子文处发的，可算是一个特例。当时的民政厅厅长、墟沟人王公玙在回忆中说：“时任行政院院长宋子文，以一省辖市的市长，竟由行政院直接任命，无异于将连云视为特别市了。”值得一提的是，在此前，铁路北的滨海区党委指示成立海州市政府，铁路南的淮海区党委却要抢夺人民胜利的果实，先派人来接收，于是有了上述国民党“捷足先登”的情形。但是他们恰恰没想到，当时的张振汉早已被共产党派到国民党内部做统战工作，所以在此后的市长任上，除了例行常规的行政工作，他还上演了一出惊心动魄的“谍战工作”。据曾给张振汉担任过司机的郑有根回忆，张振汉在花果山三元宫、新浦的三和肥皂厂，各有一个与共产党秘密的联络点。此外，他还在私下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当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大举进攻之关键时刻，解放军紧缺燃油，张振汉得知后，便秘密安排一条船满载汽油出港驶往山东解放区，不料中途被国民党的海上稽查船发觉，他们上告国民党南京政府，这还了得，这明明就是私通和接济共产党啊！”郑有根回忆。之后，南京政府急令张振汉去接受“弹劾”，张振汉明白，运油是事实，无法推脱，就来个“顺水推舟”，认个管理失严，提出要引咎辞职。张振汉“奉命主连云市长政”，都是国民党的要员举荐，出了事，闹大了对谁都不利，所以任职还未届满、1947年4月就离任了。曾将连云市规划为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都市“父亲担任市长时，我只有八九岁，感受还不是很深，只知道他经常不在家，家里冷清了许多。”广州与连云港远隔千里，电话中，77岁的张天佑坦诚地对记者说。1935年1月，江苏省政府委员会决定成立连云市。4月，委任赖琏为连云市政筹备处主任……1936年，赖琏辞职，市政筹备处主任由海州行政督察专员郝国玺兼任。其后，抗战爆发，建设之事无从谈起。据张天佑在书中记录：大概1946年初，父亲带上随员张彦秋等，首次视察连云港。当父亲到达时，面对浩瀚的黄海，情不自禁地感叹道：壮哉！如果不是战火连年，此地建成一东方大港，必能造福中华民族。《连云区志》第二十二章《人物》栏目中记叙：张振汉，任期内注重连云市的建设与开发。制定了《连云市建设刍议》，包括市区计划和海港计划两大部分，至今仍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我原以为，父亲是一位军人，长于领兵打仗，搞建设应该外行。但是看到《连云市建设刍议》，我才感受到，父亲也有这方面的热情和能力。”为了寻找这份传说中的《连云市建设刍议》，记者在市档案局百般查找，找到几份当时张振汉所辖政府组成的人员名单、批复的文件以及结业证等。最终，找到了那本传说中的《连云市建设刍议》，但这本纸张泛黄的小册子，封面上写的是《连云市建设计划大纲草案》，内容并无多少出入。记者粗略翻了翻，该计划大纲分引言、沿革、资料、计划概要、经费、结论等部分，提出了连云市建设的基本目标、市政建设，以及将连云市建设成为“堪比上海相伯仲，以较青岛远过之”的大港的目标，以实现孙中山的宏图伟愿。此时的连云市，百废待兴，又正值解放战争中期，这个市长怎么当？为国民党反动派效力，还是为劳苦大众效力？他的秘书长张仁给他一条很好的建议：“未建新都市，且先劝务农；黄花箱晚节，老圃淡秋容。沧海难言量，云山不计重；莫随潮起落，为政在中庸。”“因为父亲做过连云市的市长，所以，我一直视连云港为我的第二故乡。目前，我正在参与筹划成立一家资源利用与开发的公司，希望此后能为连云港也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张天佑在电话中表达了自己对连云港市的感情。
2，张振汉的后代回忆
1986年10月24日《人民政协报》发表了采访萧克将军的文章《统一战线在长征中的巨大作用》，文中记述了萧克将军的回忆：“一九三五年六月在湘鄂西一次战斗中，我们俘虏了国民党部队一个名叫张振汉的纵队司令兼师长，按过去左倾路线那一套，早就把他枪毙了。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和我亲自接见他，向他解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启发他的觉悟。一个月后，打破了‘围剿’，我兼任红军学校校长，请他担任了红军学校高级班的战术教员。经过一段时间，十一月红二、六军团开始长征，张振汉随军行动，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一直走到陕甘宁大会师！”萧克将军说的张振汉就是我的父亲。1893年，我父亲出生在当时属山东省的徐州市的贫苦农村。早年进北洋军阀办的陆军学校。后升入保定军校炮兵科第三期，接受了较严格的军事战技术教育和训练。1924年，我父亲任奉军连长，任职期间曾在徐树铮麾下参加过外蒙古独立谈判。北伐战争爆发，父亲参加北伐军。1928年任国民革命军第48师第142旅第283团团长。其后，于1930年任旅长，1931年任第41师师长，授中将军衔。1935年初，蒋介石苦于“追剿”中央红军屡屡失败，又怕活动在湘鄂西的红二、六军团西进贵州同中央红军汇合，紧急调集六路纵队11万人妄图“围剿”红二、六军团。我的父亲时任第41师师长兼第一纵队司令，指挥国民党军队同红军在洪湖等地展开了激烈的战斗。1935年6月，萧克将军指挥的红六军团包围了宣恩县城，武汉行辕电示我的父亲率部从驻地来凤北上驰援。这一密电被红军截获破译，随即果断决定贺龙、任弼时所部红二军团同红六军团的主力急行军数十公里赶赴忠堡，以小部佯攻宣恩，以主力隐蔽设伏打援。6月12日，国民党第41师以两个旅作为先头，经忠堡向宣恩进发。我父亲率师部和一个直属旅，即少将衔黄伯韬任旅长的第123旅，随后跟进。次日晨，国民党先头部队进入红军的伏击圈，红军突然开火，将敌行军纵队分割成几段，各个击破、予以全歼。我的父亲率师部一到忠堡，四周山上都已被红军占领，师部被压缩在构皮岭的山凹中。占据有利地形的红军发起炮击，41师师部电台被毁，参谋长中弹身亡，后随的黄伯韬见势不妙率残部仓皇逃逸。我父亲头部和身上中弹片负伤，被红军俘虏。两天之内，红军歼灭了国民党第41师四千余人，创造了忠堡大捷，至今在忠堡还耸立着纪念此次大捷的丰碑。同样是国民党中将师长，同样是“围剿”红军的敌纵队司令的张辉瓒，在从长沙出发去“围剿”中央红军时同我的父亲还见过面，他被红军俘获后是被处死了的。我父亲被红军俘虏之后，自认是必死无疑了。我父亲万万没有想到，红军不但没有杀他，还对他进行了耐心的教育和挽救，还请他当红军学校教员。我父亲万万没有想到，在他给红军指战员讲课时，萧克、王震等红军高级将领也会到课堂听讲。他在震惊中惶惑了！他为红军的政策所感动，他为自己的过去而惭愧，他更为红军对他的信任而感到欣幸和鼓舞。他把自己的军事知识和作战经验全部奉献出来，成为当时红军学校中公认的水平最高的教员之一。1987年我受国家派遣应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的邀请赴美从事合作科学研究的前夕，去看望萧克将军，向他老辞行并聆听教诲。萧老那天精神非常好，谈起我的父亲说：“你的父亲是一个职业军人，是一个爱国军人。他有很多作战经验和军事知识。他参加军阀同外蒙古的谈判失败后，被蒙方驱逐回来，经历了许多天徒步沙漠的艰苦考验，克服了无食无水的困难，这些生存的能力也是军人所必备的。他有这些经验，我们就要向他学习。”红军在长征途中那样艰苦的条件下，给了他很好的照顾。红军给他以军团级干部的待遇，给他配了骡子作为坐骑，给他配了专门的勤务人员照料他的生活。贺老总、任弼时同志、萧克将军把他当作朋友一起谈古论今。萧克将军对我说过，在长征中偶尔有了条件，他还亲自做(米)粉蒸肉请我的父亲吃。他庆幸自己在长征中结识了这样一批红军领导人，并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正义的光芒和民族的希望。在过玉龙雪山时坐骑失蹄把他摔到了深深积雪的山凹之中身负重伤，红军指战员冒着生命危险，手牵着手地接成人链，把他从绝境中拉了上来，把他这个曾经同红军兵戎相见、血肉相拼的国民党将官从死亡中救起。红军以其精神之光和生命之躯把我的父亲彻底地从反动的营垒挽救到革命的队伍中来。萧克将军亲口对我说：“你的父亲的世界观的改造是在长征的血与火的斗争中完成的。”跟随红军长征，我父亲是从失望惶恐，经历了极其尖锐的斗争，而逐渐地汇入革命的洪流之中的。1935年11月，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进犯，为了保存实力红军决定突围长征。长征开始前，红军军团首长找我父亲询问国民党北方兵力部署的情况，他就其所知提供了有关情报。红军指挥部经过缜密的分析研究，参考了我父亲提供的情况，做出了南下湘中、突破沅(江)澧(水)防线的战略决策。红军长征途中物资补给十分艰难。红军领导人通过可靠的方式把我父亲还活在军中的消息传给了当时住在汉口的我母亲邓觉先。我母亲接到我父亲亲笔写的报平安信函惊喜万分，她从信中得知红军的艰难，立即变卖了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通过国民党政界的关系购买了盘尼西林、望远镜、手表、指南针、自来水笔等军需物资，准备送往红军。问题是红军的行进路线是十分机密又难以预料的，怎样才能把东西送达红军呢？她了解到，当时蒋介石是让湖南军阀何键负责探寻红二方面军的行踪的，何键同我父亲都是保定三期的，我母亲同何家又是湖南老乡，就利用这些关系，从何手下的情报处处长李佩阶那里及时掌握红军的去向。然后，以高价雇请“要钱不要命”的游勇，分批运送物资到红军手中。在长征途中生活了18个月的一位传奇人物，一位英国传教士薄复礼写了一本书《一个被扣留的传教士的自述》，张国琦同志把它译成了中文版。书中记述了这样一段故事：薄复礼被红军扣留，希望教会的人尽早送来钱和物资赎他回去，薄复礼向法官(指管他的红军干部)说：“除了钱，还有四担约四百磅东西，这么多还不够？”“贝克尔先生已经尽了篮子大的努力，送来了这么多钱和东西，再想多要是不可能的。”“不”，法官说：“你搞错了，那些东西不是贝克尔先生送的，这是张振汉将军家里送来的，他还准备送更多的东西来。”薄复礼神父的自述，证实了我母亲操办的钱和物资确实交到了红军手里。长征胜利的五十年后，在萧克将军和张国琦同志的指导帮助下，我同住在曼彻斯特的薄复礼神父联系上了，他给我来过三封信。90高龄的他向我回忆起长征途中同我父亲辨论宗教信仰和自由等问题的情景，他说我父亲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是相信对真理的信仰。1936年春夏之交，红二、六军团长征到达金沙江畔。奔腾咆哮的江水挡住了红军的去路，船只早被国民党军队收缴一空，寻思渡江之策的贺老总派人找我父亲，问他有何良策。我父亲环视了周边的生态环境，建议砍竹子扎成竹排，放排渡江。此建议得到贺老总的赞同，即命一部官兵砍竹扎筏，另一部官兵继续到上下游寻找船只。在官兵一致努力下，两万人马顺利渡江前进。有关传记中还记述到这样一件事：红军进发到龙山县城，与敌军展开激战，长攻不下。敌人在隘口处设有两座碉堡，枪眼里射出猛烈的机枪火舌，封锁着红军突击部队前进的道路，不断有冲锋的红军战士牺牲倒下。这时，从敌人手中缴获的迫击炮只有两发可用的炮弹了。贺老总把炮兵出身的我父亲找来，问他能不能用这两发炮弹把那两座碉堡解决掉。我父亲立即目测指量，调好炮位角度，说：“好了，发炮吧！”红军战士引发，两声巨响，两个敌碉堡应声炸飞，枪声也戛然而止。随红军到达延安后，我父亲继续受到党和红军的关怀照顾。毛泽东主席接见了他，周恩来副主席亲切关怀他的生活，还说要争取把我的母亲接过去。我父亲同吴德峰、伍修权、王维舟、李六如等--大批共产党的领导人结成了朋友。同时，他继续为红军的军事教育做工作。萧克将军向我说过，当时大家都是供给制，我父亲得到特殊照顾，每个月还有光洋(银元)可拿。每到我父亲拿到薪饷，将军们就会找他一起到农家买些酒菜改善一顿。我母亲邓觉先是长沙人，出身书香门第，是典型的湖南人脾气，敢做敢为，湘女多情。我父亲被红军俘虏，生死不明，国民党军政要员和众多友好都劝年轻漂亮的张太太改嫁，我母亲坚决回绝。自从得知我父亲还活在红军中，她不惜变卖房产贵重，力争支援呼应。在红军抵达延安之后，她就做了各方面的周密准备，打扮成农家妇女的模样，孤身从汉口奔赴西安，又请西北军方面帮助，千里寻夫抵达延安同我父亲会聚。她到延安后，得到了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安抚与关怀。待第二次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形势日趋明朗，我母亲便决定先行离开延安返回蒋管区。临走，又是周恩来同志等馈赠盘缠，并安排人送到西北军防区安全交接。1937年，蒋介石受迫于共产党人和全国民众的抗日救国压力，接受了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条件。毛泽东主席在枣林接见我父亲，劝他回蒋管区继续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经过反复思考，我父亲接受了党的安排，带着周恩来同志亲自安排的“安家费”，途经西安返回汉口，开始了他人生中的又一段里程。(作者系张振汉的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