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吴敬琏是怎么开始研究经济学的？
吴敬琏，1930年1月24日生于中国南京。1948年，考取金陵大学文学院,因病于1950年正式入学，入学后转入经济系学习；1952年，高等院校调整,金陵大学经济系并入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1953年，大学毕业；1954年，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55-1956年，从教于后来在柯西金时期成为著名改革派经济学家的前苏联专家阿?毕尔曼,研究企业财务和国家财政问题；1956-1957年，参加全国范围的体制调查和体制改革研究；参加了孙冶方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论》和于光远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写作。在这一期间,他的理论文章（如与林子力合写的《全民所有制经济论》等,特别是为于光远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写的《社会主义的〈经济表〉》）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1960年发表在《经济研究》上的《社会主义的过渡性》一文,被国外某些学者认为是一篇某种原则上区别于前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体系的代表作。1976年以后，他进入了工作最紧张、成果最丰富的时期。1977年他较早对大寨“左”的口号和做法提出了公开的批评。他还参加了“按劳分配讨论会”的筹划和组织工作，在经济理论方面对极“左”思想发起了系统批判。从1979年开始，他把研究的重点逐步转向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的比较研究方面来。在这种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的想法。他和其他经济学家一起，为在中国开辟比较经济体制研究这个新的学术领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1982年和别人合写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经济属性和商品经济属性》和《试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调节方式》等文章，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具有商品经济的属性。1983年赴美国耶鲁大学做访问研究员，1984年7月访美归来。他在调查研究中发现某些简政放权的措施，使得地方封锁割据现象加重，而企业并未获得应有的自主权，于是在中国经济学文献史第一次提出了“行政性分权”和“经济性分权”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分权的概念，指出必须避免走行政性分权的道路。1985年2月发表了《经济改革初战阶段的发展方针和宏观控制问题》。指出，为了保证经济改革能够平稳进行，首先需要创造一个宏观经济关系比较协调，市场不太紧张，国家财政、物资后备比较宽裕的良好经济环境。此后，他针对现实经济中的问题，进一步论述了以上观点，并提出对改革目标和实施步骤做出总体规划的时机已经成熟。1985年11月，他领导一个课题组对“六五”时期的经济发展经验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在以《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体制改革和提高人民生活三者的关系》为题的报告中提出，中国正处在二元经济迅速向现代经济转化的阶段。在这个经济发展阶段，必须始终十分注意经济效益的持续提高，十分注意社会资金的积累，恰当地把握农业人口向非农业转移的速度和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1986年初，他参加了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讨小组的工作。他有机会将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加以系统整理。这一时期，他写的《关于改革战略选择的若干思考》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发展和改革的经验总结》等文章，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关注和高度评价。
2，厉以宁与吴敬琏再度同台的两个看点
吴敬琏和厉以宁，这两位对中国经济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的经济学界泰斗级人物，自2008年在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进行首次公开对话以来，6年后的2014年11月29日，一同现身在搜狐财经变革力峰会，再次上演了“吴厉同台”的传奇。(中金在线11月29日) 他们，一个是因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而出名的“吴市场”，一个是因倡导股份制改革而受尊敬的“厉股份”，他们创建了中国的两大理论体系，也被称为中国经济界的两个“流派”。更有意思的是，吴敬琏与厉以宁两位老先生还是江苏同乡、同学与“同龄人”。就在搜狐财经变革力峰会现场，当主持人马洪涛温馨提示厉以宁教授上周刚过完84岁生日时，全场掌声祝福。全场唯一一个起立鼓掌的，竟是坐在台下，大他10个月、即将85岁的吴敬琏先生。这样的“温馨”场面实在感人至深。 他们虽贵为经济学家的“泰斗”和誉满天下的“国师”，但二人相见，却是和颜悦色，面带笑容，言辞温和，相互敬重。这样的场面不但与“文人相轻”的风习相去甚远，而且也不像今日很多小有名气的学者专家那样骄横跋扈、目空一切。犹记得2008年他们俩在北大同台时，主持人把厉以宁与吴敬琏请上台，却发现“吴老”不见了，原来吴敬琏特意跑去拿来了他刚出版的一本专著，并亲手送交厉以宁：“请君指正”，一时传为美谈。 厉以宁与吴敬琏再度同台，也把“君子和而不同”发挥得淋漓尽致。厉以宁先生认为现在中国统计局所公布的GDP增长指标、增长率中，实际上有很多重要的内容没计算进去，如农村建房未计入GDP，家庭保姆的工资也未计入GDP，农民的产值只计算主业、不计算副业，尤其是占GDP份额55%的民营企业产值，也是少报就少报，你不查我不报，你不问我不讲，等等，所以GDP实际上比统计局报的要多。 但吴敬琏的看法略有不同，他表示：“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存在许多瞒报的因素，所以第三季度不止是7.3，可是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有些调查说我们的私营企业有瞒报产值的倾向，但是也有许多调查报告发现，我们有一些高级的政府有一种压下级政府虚报的事实，所以到底是多少呢?恐怕还会存在争议。”他似乎对GDP是否被低估存有疑问。 实际上，他们不但对GDP，而且对于股市、对于宏观改革等很多问题，都有不同意见。吴敬琏先生曾经说过，“我跟老厉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已经很长的时间了，我们要提倡一种风气，经济学家所秉持的原则是思想自由，学术独立，所以应该要形成一种氛围，使得各种不同的意见为了一个目标，就是为了推进改革，为了建立一个法制的市场经济，为了振兴中华，这个目标是一致的，观点应该要进行讨论”。两人“交锋”了这么多年，但却依然惺惺相惜，并能在推进改革、振兴中华的大目标下“相忍为国”，这应该是我们从两到的治学与做人道理。
3，厉以宁吴敬琏谁厉害
厉以宁更厉害，具体如下：厉以宁去世后，很多人赞颂他，当然有些人可能也说不出他有什么成就。很多人也在批评他，说他是西方经济理论的搬运工，网上还有个帖子，总结了厉以宁的各种“雷人言论”。我个人觉得说厉以宁是西方理论的搬运工这一点，没有大错误。厉以宁50年代在国内读的大学，后来再度出来的时候，这中间经过了几十年。厉以宁没能发展出自己的独特理论，这是很正常的。事实上，在那一代人中，能发展出自己独特理论的人，本来就比较少（还是有的，真的有很多被埋没的理论创新者）。所以这是现实。即便到现在，大多数的经济学家也很难有所创新，大多人还是西方经济学的搬运工。但这也不算厉以宁的耻辱。因为即便是搬运工，在那个时代也是有贡献的。中国在那个时候缺乏好的搬运工。厉以宁搬运的不错。相比之下，当时还有很多搬运的不成功的，甚至是大错特错的。主要成就：厉以宁的名气和成就，其实不在学术，而在于他们当时对一些基本经济理论的倡导，而这些倡导最终得到了应用。此外，他的成就更来自于其教授和教育家身份。长期在北大教书，他教出来的明星级人物不胜其数。更不用说，在很多金融以及经济还有企业系统中，更是遍布他的学生。这就是人脉的力量。厉以宁的影响力，更多是通过这种方式体现的。改革中会有得益者，也会有失意者。因此如果失意者把责任推到一个学者身上，其实是不公平的。我们其实也要知道，厉以宁的一些主张，也没有得到认可和执行，这是我们国家的智慧之处。厉以宁提了很多意见，但国家不可能只听他的，因为那些不一定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也不见得符合中国利益。这也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