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陈寅恪的简介 ps：名字到底怎么读？
陈寅恪
陈寅恪（音que）（1890—1969），义宁（今修水县）人。清朝著名诗人陈三立的第三个儿子。夫人唐筲，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也是一位女教师，在清华园相识，两人志同道合，1928年在上海结婚。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十三经，广泛阅读经、史、哲学典籍。
光绪二十八年（1902），陈寅恪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吴淞复旦公学。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回国。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渡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文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1925年，陈寅恪回国。这时，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国学研究院，其”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等人为导师。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认为他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梁启超也很尊重他，虚心地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他们都曾极力向校方举荐他。1926年6月，他只有36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他当时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在清华大学开设满蒙语文和历史、佛教研究等课程。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任历史；或引诗举史，从《连宫洞》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名教授如吴宓、朱自清等也常来听课。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1930年，清华国学院停办，陈寅恪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
陈寅恪原攻比较语言学，通晓多种文学，为他从汉文以外搜罗史料以治史，提供了较大的方便，他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我国的历史考据学。
陈寅恪对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的研究，均有重要发现。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集刊》、《清华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四、五十篇很有分量的论文，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博学而有见识的史学家。1938年日本史学权威白鸟库吉研究中亚史遇到疑难问题，向德、奥知名学者求助，未能解决，柏林大学乃推荐寅恪。他向寅恪请教后，才得到满意解答。苏联考古学家发掘一突厥文碑石，无人能辨识，请教寅恪，终于得到准确破译。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陈寅恪的父亲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治丧完毕，寅恪随校南迁，过着颠沛流离的旅途生活。1938年秋，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他随校到达昆明。
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他是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语汉学教授，在当时是一种很高的荣誉。他离昆明到香港，拟全家搭英轮转赴英国牛津大学任教，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被逼暂居香港，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领香港，寅恪立即辞职闲居，日本当局持日金四十万元委任他办东方文学院，他坚决拒绝。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又一次拒命，随即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学任教。当时，面对民族危亡，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竟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以示讽刺。这一时期，在繁忙的教学中，他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著作，对隋唐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新的途径。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再次应聘去牛津大学任教，并顺便到伦敦治疗眼睛，经英医诊治开刀，不仅无效，目疾反而加剧，最后下了双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诊断书。寅恪怀着失望的心情，辞去聘约，于是1949年返回祖国，任教于清华园，继续从事学术研究。解放前夕，他到广州，拒绝了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要他去台湾、香港的邀聘，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合并于中山大学。遂移教于中山大学。
解放后，他受到党和政府的器重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先后被先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史馆副馆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据《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仅有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函请陈寅恪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第二所长记载，并注明辞谢未就，荐陈垣代己。上述职务据《修水县志稿》），继续任中山大学教授。自1956年，陈毅、陶铸、周扬、胡乔木等中央领导人，都先后去看望过他。陶铸尊重他的学识和人品，1957年亲自关心他的助手配备和眼疾治疗。1962年，他的右腿折跌骨，又给他派护士轮班照顾，在广东知识界传为美谈。1962年，胡乔木前往看望，关心他的文集出版。他说：“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乔木笑答：“出版有期，盖棺尚早。”在助手的帮助下，他把《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塞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写有专著《柳如是传》，最后撰《唐柳堂记梦》。他的助手黄萱曾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钩稽沉隐，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别传》）。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十年动乱期间，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使他最伤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动。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含恨离开人世。
陈寅恪长期致力于教学和史学研究工作。他热爱祖国，治学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在史学研究中写出了高水平的史学著作，为人们开拓了历史的视野，对我国史学研究做出了贡献。一直受到人们的崇敬。寅恪不仅为大史学家，旧体诗亦卓然大家。他佩服陶（渊明）杜（甫）虽爱好李白及李义山诗，但不认为是上品。他特别喜好平民化的诗，故最推崇白居易，在他论再生缘中所以有“论诗我亦弹词体”之句。有《诗存》问世。其平生著作，经过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蒋天柱的整理、校勘，一套二卷、二百万字的《陈寅恪先集》已于1979年编纂成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著作书目: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元白诗笺证稿》
《论〈再生缘〉》
《柳如是别传》
《金明馆丛稿初编》
《寒柳堂集》
《陈寅恪学术文化随笔》
《陈寅恪文集》
《陈寅恪集》
2，著名现代文学家陈寅恪简介 陈寅恪怎么死的
陈寅恪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最富盛名的学者之一，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等多个文学身份于一身，更有知名学者赞誉其学问，近三百年来仅其一人，可见才学博古通今，实为集大成者。
陈寅恪简介
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成立创造了近现代中国学术研究之路上里程碑似的影响，研究院秉持着以现代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培养国学人才为宗旨，大胆引用西学来建设中国的文化。国学研究院成立之初，聘请了四大导师，第一位是在研究殷商史上著有成效的王国维，第二位是戊戌变法的领导人梁启超，第三位是从哈佛大学毕业远渡重洋归来的语言学家赵元任，而这最晚到任的第四位导师就是陈寅恪。虽然当时陈寅恪先生的学术名声并不及前三位导师的名满天下，但他的才学很快令其在清华园里名声大噪。
一位兼顾幽默与博学的老师必定深受学生的喜爱，陈寅恪便将如此魅力展现的淋漓尽致，在清华园的讲堂上，陈寅恪如此称呼他的学生，“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此话怎讲呢，因为当时四位导师中梁启超是冠有南海圣人之称的康有为的弟子，王国维则在晚清末期担任了末代皇帝溥仪的读书先生，故而如今清华园里的学子不正是与康有为有师徒关系，与晚清皇帝有同窗之名了吗？
陈寅恪的课堂在风趣幽默之余，他的广博学识也令学生醉心其中，甚至连清华的教授也来旁听他的课，众人皆称其为“活字典”。
陈寅恪作品
陈寅恪晚年从开堂布学转为著书立作，将其毕生所学尽数倾注于史学研究之中，但当时，陈寅恪的眼疾已到了几近失明的状况，创作条件极为艰辛，在其妻子唐筲、学生黄萱的帮助下，日夜为其朗读材料，并誊录其所述，共整理了上万卷的书稿，工程极其浩大。
陈寅恪作品
最艰辛的时期莫过于文革期间，陈寅恪与其妻子唐筲在造反派的刻意刁难与折磨之下，仍未放弃研究史学，只恨不过自己的身体状态每况愈下，加之生活条件的恶劣，陈寅恪的一生都在学术研究中度过，临终也未曾歇笔。
陈寅恪对于中国隋唐历史的贡献是难以泯灭的，他在几乎没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通过切身实地的考察，撰述了两部举世名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以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陈寅恪开创了属于他的研究典范，在中古研究学中，注意到了对文化种族的关注与家族的关注，克服了众多研究学者绕不开的课题。陈寅恪开创独有的历史剖析方法从礼仪、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等历史构成要素来分析隋唐制度，并且上溯到汉魏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中古历史衍变的过程，并对唐代历史作出了堪称典范的论述。
陈寅恪所著的另一部作品《元白诗笺证稿》以论及元稹与白居易的诗作为主要内容，全书共八章，约十六万字，该书特色为以诗证史，剖茧抽丝，愈辩愈明，从诗词中所蕴含的中唐世风、习俗、政治等诸多要素入手，窥得中唐社会的真实面貌。
陈寅恪评价
陈寅恪对于中国隋唐历史的贡献是难以泯灭的，他在几乎没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通过切身实地的考察，撰述了两部举世名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以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陈寅恪开创了属于他的研究典范，在中古研究学中，注意到了对文化种族的关注与家族的关注，克服了众多研究学者绕不开的课题。
陈寅恪评价
《中国剑桥史》在国际汉学界具有深刻的影响，书中对陈寅恪的介绍表现了超乎寻常的褒奖，“中国史学家陈寅恪对解释这一时期政治和制度史的贡献是突出的，他所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制度的观点远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实际与严谨，令人不得不信服。”
牛津大学曾正式聘请陈寅恪担任其汉学专业的教授，并在此后数年虚位以待，以表聘任陈寅恪的诚心，他们认为陈先生数得上是当时最为优秀的中国学者，如此的认可已摒弃了国籍差异与地域文化的差异。
当然陈寅恪不仅在国际上极富盛名，作为清华研究院“四大国学导师”之一，倾慕陈寅恪才学的人之中不乏当时已声名在外的知名学者教授，当时同样作为国学导师的梁启超便称颂陈寅恪道：“我梁某即便是著作等身，但也不及陈先生寥寥数语所涵盖的内容有价值。”
而历史学家傅斯年对陈寅恪的评价更能高度评价其博学通识，论其才学近三百年无人能与之相比。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陈寅恪的最后20年》原版定稿于1995年，2010年经过第二次修订，添加了许多为迎合21世纪思想观念的内容，1996年一经出版，便万人空巷，当时的人们对清华四大导师的生平有太多的好奇，在此之前，解放后的中国对文学的态度几近残忍，经历一场文革，对于中国文学界而言莫过于灭顶之灾，那么解放至今，这些国学大师是如何坚持过来的，他们的思想是否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扭曲，人们皆想从这本书中寻求答案。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该书的作者陆键东在数千卷陈寅恪资料的基础上，还原了特殊时期下一位国学大师的悲剧结局，并且在其中刻画了一副解放初期知识分子的众生相，通过作者的笔端，我们了解到陈寅恪自身所发散的强大文化磁场，吸引着那段敏感时期的众多优秀知识分子仍以他为标杆，“教授中的教授”并非谬赞，还是其所富含的学识与品格的真实写照，在陈寅恪晚年生活中先后出场的陈序经、吴宓、梁方仲这些早已初露荷尖的学者，也有黄萱、冼玉清、高守真这些未能在学界站稳根基的名字，他们皆受到陈寅恪品格的影响与熏陶，在当时迷茫的一代中，能找到人生的指向灯。
因此《陈寅恪的最后20年》并非是陈寅恪个人的回忆录，更是中国特殊时期对文化层面上造成的伤害，它是时代的产物更是结晶，其中包含了作者与作者所记录的诸多学者的回忆与情感，是凝聚了几代文学者精神的失乐园。
陈寅恪墓
陈寅恪墓所在地位于江西九江庐山植物园，2003年6月16日，陈寅恪及其妻子唐筲的永眠之地迁移到此处，众所周知，陈寅恪唐筲父夫妻二人与1969年相继离世，但却时隔4年，几经周转才葬于此地，这中间又是多番曲折。
陈寅恪墓
原本依照陈寅恪先生生前遗愿，是将其葬于父亲陈三立之墓旁侧，于杭州西湖，但因陈寅恪去世仍是文革期间，他的女儿难以完成其夙愿，只能供厝在家。
直至80年代初期，陈寅恪的大女儿陈流求联络多方故人相助，望达成其父遗愿，虽然有高层人士相助，但迎葬陈寅恪之事仍旧一拖再拖，之后西南联大校友会等组织也出面相助，但也没有结果。杭州有关部门遂颁布文件，声称西湖风景区不能建墓，迁墓西湖之事从此无望。
陈流求琢磨着祖父陈三立曾经于庐山松门别墅生活了四年，若是能将父亲迁葬与此，也算了却心愿。但松门别墅已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景观难以改动，更别提出现新的墓葬了，就在一筹莫展之际，2003年，江西省科技厅厅长李国强到庐山植物园例行检查，与当时的植物园园长郑翔谈及陈寅恪老先生的生后事，颇有感慨，郑翔立刻回复到：“植物园是中科院直属单位，不划分为风景区，故而可葬先生。”
机缘巧合之下，植物园方面与陈氏姐妹商讨后，将迎葬陈先生夫妇骨灰视为植物园的光荣，选址施工，事无巨细皆安排妥当，最后选择良时入土为安。
劝君莫谈陈寅恪
陈寅恪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他所涉及的文学层面并不大众所熟知，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陈寅恪热”顺势而生，一系列关于陈寅恪生平轶事的书籍如雨后春笋般遍布大众视野之内，如此泛滥的情境不知多文学界是福是祸，更多的学者声明陈寅恪的学术不该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保证高层学术的严肃性势在必行，因而“劝君莫谈陈寅恪”之说风生水起，此话的涵义是指学术造诣为达到一定高度，就不要将陈寅恪所代表的文学视为通俗文化，为众人所谈论。
劝君莫谈陈寅恪
当然陈寅恪并非一般文化人，他与金庸等诸多文学创作者，为大众文化所服务，他所研究的范畴偏门又古奥，对此感兴趣的人实为少数，自然能理解期间奥秘更是屈指可数，哪里会成为家喻户晓的热门人物，他与一切故作噱头的作家毫无契合点，更甚至他与钱钟书也是不同的，钱先生虽然与陈先生同样博通古今，融汇中西，性情也属淡泊名利不好张扬，但是好歹钱先生还写过《围城》，这本小说还被拍摄成为电视剧，成为了大众传媒趋之若鹜的对象，也算走下了文学的神探，走向亲民路线了。
骆余名教授曾发表言论说：“陈寅恪最不应该成为公众人物。”而面对如今人人都谈及陈寅恪以期附庸风雅，只能如易中天所言“劝君莫谈陈寅恪”。
3，独立之人格 自由之思想是谁说的
陈寅恪。这句话出自陈寅恪在王国维先生投水自沉后两周年写的纪念碑铭。释义为研究学术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并且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全文为：海宁王静安先生自沈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仁咸怀思不能自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佥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于无竟。因以刻石之词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教育贡献陈寅恪自1926年留学回国后，就任清华大学研究院教授，是当时清华“四大导师”之一。之后，成为清华大学唯一的中文系“合聘教授”，在师生中享有“盖世奇才”、“教授的教授”、“太老师”等称誉。在清华校园里，不论是学生还是教授，凡是文史方面有疑难问题，都向他请教，而且能一定得到他满意的答复。大家称他为“活字典”、“活辞书”。他讲课时，研究院主任吴宓教授是风雨无阻，堂堂必到的听课者；其他如朱自清等水准很高的教授，也常到教室听他讲学。哲学专家冯友兰，当时任清华大学秘书长、文学院长，可每当陈寅恪上《中国哲学史》课时，冯先生总是恭敬地陪着陈寅恪从教员休息室走出来，静静地坐在教室里听他讲课。他讲授的课程主要有《佛经翻译文学》《梵文文法》《两晋南北朝史》《唐史》《唐代乐府》《唐诗证史》等。陈寅恪对学生的爱护无微不至，对学生生活乃到毕业后就业问题，也非常关心。他认为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问的最好方法。做论文，要求新资料、新见解。他从不要求学生用死记方法，而是鼓励思考，他更反对“填鸭式”的教育方式。“桃李满天下”，对陈寅恪来说，当之无愧。他为国家培养了许许多多的优秀人才，其中不乏如季羡林、蒋天枢等大师。
4，陈寅恪曾经提出过的是“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还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陈寅恪在1920年代倡导，为人治学当有
陈寅恪遗留照片和雕像(12张)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1953年已决定其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在他1953年12月1日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里，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说：“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公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遂不能就任。仍任教于中山大学。此事于20世纪80年代方公之于世。
陈寅恪遗留照片和雕像(12张)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1953年已决定其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在他1953年12月1日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里，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说：“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公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遂不能就任。仍任教于中山大学。此事于20世纪80年代方公之于世
